【www.easeways.cn--寻物启事】

　　民国时期许多才子佳人的传奇流传至今，或凄艳曲折，或不欢而散，或相濡以沫，如徐志摩和陆小曼，郁达夫和王映霞，钱钟书和杨绛……而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堪称民国文坛最浪漫的爱情故事。以下是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故事，欢迎阅读。

　　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是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湘西小兵，一个是温柔富贵乡里长大的名门闺秀，奇妙的缘分却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突然，且一发不可收拾，如狂风骤雨般延绵了三年零九个月的情书，最终博得了这位“合肥四姐妹”之三小姐的芳心。在爱情的作用下，沈从文写下了被誉为“民国四部最美的情书”之一的《从文家书》，完成了有“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之喻的小说《边城》，并且在爱人的协助下完成了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但在他们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一生中，契合中亦有隔膜，温馨中也不乏微冷。

　　沈从文与张兆和固然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但正如张爱玲所说，“生于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也有过争吵，有过疑虑，有过不解，“我们浮光掠影所见的，往往可能只是绣花被面上悠悠的鸳鸯戏水，却常常忽略锦缎背后绵密的针脚、交织的分叉、破碎的线头。 ”但“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爱，所以宽容”，两人终得以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共同走到白头。

　　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

　　1902年，沈从文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湖南湘西凤凰小城。他的父亲沈宗嗣是军人出身，母亲黄英出自书香门第，沈从文是在相对优越的家境中长大的。

　　沈家兄弟姐妹众多，共有九人，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五个，除了排行老四的沈从文，分别是大姐岳鑫、大哥岳霖、六弟岳荃、九妹岳萌。

　　沈从文从小在私塾里读书，不爱一本正经地读四书五经，而喜欢到处逃学游玩，优哉游哉地读“自然”与“人生”这部大书。但是自由快乐的日子不长，1915年，沈从文的父亲因为在北京密谋刺杀袁世凯一事泄露而被迫流亡关外，沈家家境至此败落。

　　1917年，母亲黄英将15岁的沈从文送到当地**当兵。沈从文从此从军6年，辗转流徙于湖南湘西、四川、湖南、贵州等地，遍阅各地风俗人情、山川景物。

　　21岁时，受到五四余波影响，沈从文离开故乡，只身到北京寻找理想，成为一名“北漂青年”。沈从文住在阴暗狭小的出租房里，他将它取名为“窄而霉”小斋。就这样，沈从文一头扎进图书馆看各种各样的小说，上北京大学听课，并且开始埋头写作，一次次向报社投稿。

　　开始几年，沈从文投出去的稿件无人问津，气馁之下他好几次想过回老家当兵，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在生活最绝望的时候，他曾写信向郁达夫求助。郁达夫登门看望了这位衣衫褴褛的湘西青年，慷慨解囊，并写下《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他劝沈从文不要做大学梦、作家梦，不如回老家去，或者重新当兵去。后来，在朋友介绍下，沈从文认识了徐志摩。徐志摩非常欣赏沈从文，为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从此，沈从文逐渐得以发表作品，并且变得小有名气。，沈从文孩子气，敏感，擅长将幻想、痛苦、挣扎转化成文字，过滤掉世俗杂念，沉淀后平静，而这也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风格。

　　张兆和比沈从文小八岁，1910年生于安徽合肥，是“合肥四姊妹”中的三小姐。张家是合肥当地名声显赫的大户人家，张兆和的祖父张树声是著名的淮军领袖，担任过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是民国初期著名的儒商和教育家，曾在苏州创办乐益女子中学，母亲陆英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

　　民国初年，张武龄带领全家搬迁至上海，五年后又搬到苏州，先后在苏州寿宁弄八号、九如巷三号居住。张家有十个姐弟，前面四个都是女儿，其余六个都是儿子。其中，张家四姐妹尤其引人注目，她们不仅都生得端庄秀丽，而且个个多才多艺，知书达理，有“张家四兰”的美誉。四姐妹不仅才貌双全，她们的婚姻也为人津津乐道，苏州作家叶圣陶早有预言：“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大小姐元和嫁给了著名昆曲演员顾传玠，二小姐允和嫁给了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三小姐兆和嫁给了沈从文，四小姐充和嫁给了德裔美籍汉学家傅汉思。

　　张家姐弟从小生活条件优越，每个孩子都由专门的保姆带大。父亲张武龄思想开明，家里有看不完的书供给孩子们，众姐弟从小就热爱文学，还办了一本家庭刊物《水》。

　　“和沈从文相比，张兆和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可以说是简单纯粹的，除了生母的过早离世，她甚少体验到人世的艰辛复杂。”当时的婚姻很讲究门当户对，如果单单从家庭背景来看，沈从文和张兆和完全是两个来自不同世界的人，他们两人最后能走到一起，除了沈从文对爱情的坚持，还得益于张兆和父亲张武龄的开明。

　　一场用情书赢来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的这封情书可谓是脍炙人口，而实际上，他与张兆和的结合，情书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9年，沈从文应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之聘，来到这所大学担任讲师。开学第一堂课，许多学生听说沈从文这位已经小有名气的作家要来讲课，都慕名涌到教室来听课。上课铃响了，沈从文走进教室，看到底下全是人，立刻紧张得话也说不出，涨红着脸呆了半天，只好在黑板上写上“请等我十分钟”。十分钟时间过去了，沈从文还是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只好又写“请再等我五分钟”。五分钟过去了，沈从文终于开口了，急急忙忙把准备讲一节课的内容十分钟就讲完了，因为湖南口音重、语速快，学生们几乎没有听明白他说了些什么。沈从文的“处女秀”就这样在窘迫中匆匆收场了。

　　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第一次见面正是在这场课上。当时张兆和是中国公学英文系大二的女生，因为喜欢文学，所以也去听了沈从文的课，并且坐在了教室的第一排，将他的紧张、语无伦次尽收眼底。下了课回到宿舍，张兆和把沈从文的故事讲给室友们听，女生们听了以后都笑作一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沈从文渐渐注意到了张兆和，有一次突然把一封情书送到了她面前，上面只写了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收到沈从文送来的情书，张兆和吃惊至极，她一点没有想到这位第一次上课紧张得半天说不出话的老师，居然会写这么大胆直白的情书给自己！

　　接下来，沈从文一发不可收拾，开始每天给张兆和写信，甚至一天好几封，而且还写得很长，有时从邮局寄来都超重了，半年下来就有了上百封。“但沈从文从没谈过恋爱，他的情书很多都写的像是自己的独白，”沈从文在情书里讲湘西，讲他的当兵经历、北漂经历，除了一些谦卑仰慕的话语，更多的是他的人生经历，是张兆和所不了解的，因此不感兴趣，自然没有多大进展。

　　沈从文雪片般的情书在学校传起了风言风语，张兆和感觉非常困扰。不过她没有写信拒绝沈从文，也没有把信退还给他，只将这些信一封封收起来。当时在中国公学，张兆和因为聪明清秀，有“校花”之美誉，追求她的男生不在少数，有豪门弟子，有海外留学的才俊，甚至还有她高中时的国文老师，不过张兆和都不为所动，但凡有提出交往要求的，她一概置之不理，只顾埋头专心学习。在家里，张兆和拿着一封封情书和姐妹们开玩笑，把那些追求者编号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笑称沈从文只能排为“癞蛤蟆十三号”。的确，在众多的追求者中，从偏远湘西来的沈从文可以说是毫无优势可言。

　　持续的情书攻势丝毫没有打动女神的芳心，沈从文苦闷至极，无奈之下只好跑到张兆和的闺蜜王华莲那里诉苦，一边哭一边问她张兆和到底爱不爱他，或者以后有没有爱他的可能。张兆和得知他这样痛苦，害怕他做出什么傻事来，情急之下拿着沈从文的情书去找校长胡适，想让他帮忙劝说一下沈从文。没想到胡适不但没有批评沈从文，还夸沈从文是一个有前途的小说家，极力劝说张兆和接受他。张兆和没想到胡适会这样说，拿着信又气又急地离开了。经过这次风波，张兆和依然对沈从文置之不理。为了逃避情感的苦恼，沈从文只好辞职离开中国公学，来到青岛大学教书。

　　原本以为远离了张兆和，就不会再受相思之苦，但沈从文依然没有放得下这份思念。他一如既往地写着情书，将一封封信从青岛海边寄到吴淞海边的中国公学，偶尔还将拾来的好看贝壳、小石子一同寄去，逐渐打动了张兆和。

　　苏州九如巷三号的甜酒

　　1932年夏天，张兆和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公学顺利毕业，暑假回到了苏州的老家。7月的一天，沈从文敲响了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公馆的大门，直接来找张兆和，还带着一大包书作为礼物。沈从文这次在苏州一住就是一个星期，每天去张家，跟张家姐妹们一起玩，张家五个小弟弟都特别喜欢听他讲故事。这一次的登门拜访，使得沈从文与张兆和的感情有了迅猛进展。1933年元旦一过，沈从文又到苏州找张兆和，和张家人相处得更融洽了。张兆和的父亲张武龄思想开明，从不干涉儿女婚事，虽然知道沈从文一穷二白，但见到他后很欣赏这个年轻人。加上张家姐弟对沈从文印象都很好，特别是二姐允和为他在父亲面前说了很多好话，张武龄欣然答应了这门亲事。

　　得知父亲同意了三妹与沈从文的婚事后，二姐允和拍了一个电报给沈从文，内容只有一个“允”字，既表示“同意”的意思，又是自己的名字，一举两得。张兆和听后不放心，于是又拟了一封电报稿“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兆”。那时发电报都是文言文，电报员看到这封奇怪的白话电报，还以为是什么特务密电，不肯发送，张兆和说了半天才同意。这位电报员不会知道，这位姑娘要发的根本不是什么“密电”，而是一封“蜜电”，因为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就是著名的“半个字的电报”和“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的故事。沈从文用了三年多的时间，终于换来了这封弥足珍贵的电报情书，喝到了梦寐以求的甜酒。

　　1933年春天，沈从文与张兆和在青岛订婚，两人在海边漫步、看云，畅饮着甜蜜的爱情之酒。经过漫长的等待，一场用情书赢来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同年9月9日，在秋高气爽的北平，沈从文与张兆和正式举办了婚礼。

　　她带给沈从文无数灵感

　　张兆和给沈从文的创作带来了数不尽的灵感，没有她，就不会有沈从文的《边城》、《湘行书简》等作品。

　　早先，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孩多是“白脸长身善作媚笑”的，而遇到皮肤微黑的张兆和之后，他笔下多了好些“皮肤晒得黑黑”的俏丽女孩，《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面的夭夭，都有她的影子。而根据佛经故事改编的《月下小景》，则是沈从文为张兆和的小五弟张寰和而作的，当然也意在讨好心上人。结婚后，在爱情的滋养下，沈从文完成了有“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之喻的小说《边城》，写下了最美的情书集《湘行书简》。1949年以后，沈从文决定封笔，转向文物研究，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国服饰史》等学术专著，张兆和经常为他看稿、修改。沈从文去世以后，张兆和悉心整理了《沈从文全集》，花费了整整9年心力。

　　“张兆和既是沈从文文学创作灵感的来源，也是他默默无闻的助手。”许多人都知道沈从文小说写得好，但很少有人知道张兆和年轻时也写过小说，做过翻译，曾出版过小说集《湖畔》，充满“清水出芙蓉”的素朴之美，与沈从文的作品一样散发着浓郁的田园牧歌情调。“只是，当才女嫁给才子，当闺秀成为主妇，张兆和渐渐将注意力都放在了家庭中，搁置了自己一身的才华，把光芒都照在了沈从文身上。”

　　温馨与孤寂同在的爱情

　　“沈从文与张兆和年轻时的爱情，可谓狂热与冷淡并存，而两人进入婚姻以后的生活，也是温馨与孤寂同在的。”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沈从文与杨振声、朱光潜等一起离开北平南下避难。一年以后，张兆和带着大儿子龙朱、小儿子虎雏南下，在云南昆明与沈从文团聚。一家人在昆明一住就是八年，直到1946年才回到北平。1948年，国共胜负已分，许多知识分子都在考虑去留的问题，沈从文拒绝了陈雪屏为他们一家四口提供的飞机票，决定留在大陆。1948年最后一天，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的条幅落款处写下“封笔试纸”，决定封笔。1949年1月，北京大学教学楼上挂起了批判沈从文的标语，还贴出大字报，并贴出了此前郭沫若的批判文章《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自己过去努力得到的文学成就遭到全盘否定，沈从文精神上受到了强烈刺激，患上了忧郁症。为了缓解沈从文精神压力，张兆和只好将他送到清华园金岳霖、梁思成家休息一个星期，但是情况依然未见好转。3月，沈从文企图用剃须刀割颈部、腕部的脉管意图自杀，幸好都被家人及时发现送进医院，及时抢救回来。出院后，沈从文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进行疗养。面对沈从文的病，坚强的张兆和没有倒下。在家人朋友的关心下，沈从文的身心一点点逐渐得到了恢复。

　　此后，沈从文开始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将精力都放在了文物研究上。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沈从文却埋头考古、文献研究的“小烦琐”。上政治学习班，他总是很费劲才能及格过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兆和都无法理解沈从文这种对政治“游离”的疏远态度。她和两个儿子都认为沈从文的思想太过悲观消极，跟不上时代，是需要“改造的”。“究其原因，主要是两人的成长经历不同。”张兆和从小生长于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一直很顺利，因此思想单纯而乐观，能很快接受新思想。而沈从文少年时就从军，体验过人世的沧桑复杂，目睹过血腥的杀戳和死亡，因此他终生都对政治不抱有好感。如果说张兆和是简单的“乐观派”，沈从文则是深邃的“天真派”，沈从文的“昧”与“天真”，与郭沫若、范曾等人的“聪明”是完全两样的，他与时代的“隔膜”，恰恰使他做出了很多成果。

　　但对于沈从文的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张兆和并不能十分理解。时代的隔膜，家人的不理解，使得沈从文的心时常感到孤寂。直到沈从文去世后，张兆和在整理《沈从文全集》的过程中，才渐渐懂得了沈从文当时的思想并不是悲观落后。

　　而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转向文物研究方面，终成文物领域的专家，取得了许多开拓性的成果。

　　世上最了解他的那个人

　　在“文革”期间，沈从文与张兆和曾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咸宁夏天气候湿热，冬天湿冷，七十岁的沈从文不得不住进又窄又霉的屋子里，并且几经搬迁。沈从文与张兆和两人相隔几十里，难得一见。下放生活结束回到北京后，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的三间房子被占去了两间，只剩下小小一间，张兆和所在的单位只好在小羊宜宾胡同给她分了总共19平方米的两间小屋。无奈，夫妻二人只好东食西宿：沈从文中午去张兆和那里吃饭，带回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这样牛郎织女的生活持续了十多年。

　　尽管沈从文晚年身体很不好，但依然埋头工作，而且经常忙起来就忽略了吃饭睡觉，张兆和为此经常要提醒他注意身体。沈从文有一次还像年轻时那样给张兆和写信进献“万言书”，不过并不是写情书，而是说服妻子不要替自己担心。

　　沈从文生命的最后五年，身体变得越来越差，张兆和寸步不离地照顾他，就像照顾一个小孩一样，喂他吃饭，帮他穿衣，带他在房间里慢慢走路，舒活四肢。沈从文弥留之际，曾躺在病床上满怀歉意地对张兆和说“对不起”。

　　沈从文去世11年后，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中说：“从文同我的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他遗稿的现在。……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挖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这段话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有人认为张兆和不爱沈从文，只是爱他写给自己的情书，也有人认为他们的结合是不幸福的。在她看来，“不可否认，他们的成长环境的确相差很大，而这势必会深深影响两个人的性格。沈从文从一座偏远小城出来， 内心深处不无自卑，但更多的是不服输的坚韧。张兆和出身名门， 教养很好，个性独立，自信而乐观。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两人在志趣和观点上有很多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善良单纯，宽容待人，淡泊名利。”“张兆和为他辛劳一生，不曾怨悔。养育两个孩子，她尽职尽责，满了快乐。他也曾偶然地爱上过别人，是她的爱与宽容，让整个家庭一如既往地凝聚在一起。沈从文去世后， 她继续为他付出着， 一如从前。 她亲自收集资料， 编辑《沈从文全集》，在故纸堆里一点点重新认识他，理解他。 在有生之年错过的，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去弥补。即使她不是世界上最了解他的那个人，却从来没有谁比她为他付出得更多。”

　　回顾沈从文与张兆和风雨同舟的一生，他们的爱情婚姻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一半儿温馨一半儿冷”，“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神仙眷侣，没有哪一种爱不是千疮百孔，包括徐志摩与陆小曼，张爱玲与胡兰成，鲁迅与许广平，郁达夫与王映霞，无一不如是。”

本文来源：http://www.easeways.cn/qishiwenshu/25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