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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也是一种教授育人的过程，可将一种最客观的理解教予他人，而后在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以自己所认为的价值观。教育，是一种提高人的综合素质的实践活动。

　　第一篇

　　一、族群与国家：多元文化里的本位认同

　　经济上的传统自由与政治上的现实控制，造成新加坡社会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

　　在富含了中华文化、马来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新加坡，虽然展现出来的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然而其政治意识形态并非绝对自由主义模式，而是倾向族群主义模式。

　　这种族群本位固然有其益处，但要合理面对族群的互惠与独立性，这便需要找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价值观，如对家庭价值的重视、宗教文化正能量的发挥等，并将这些价值观当成一个上位概念，从而型塑人民的道德理念。

　　一方面提供不同种族公民的心灵归属感，一方面也强化不同种族公民对国家的文化认同感。

　　新加坡的这种“共享价值”，不仅是新加坡用以型塑国家认同的指导原则，也显示整体的国家认同在个别文化认同之上。

　　不仅为族群主义推崇的族群“共善”提供了个体行动准则，也标示出作为一个新加坡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不同的特殊性，更为新加坡人在个别族群、文化认同之外，另外提供一个全体族群的情感联系与归属感。

　　通过全面检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我们发现新加坡正以此作为凝聚国家公民向心力的核心价值，这种融通多元文化的共享价值，不仅描绘出国人的特质，也可作为族群的标示。

　　就新加坡的政治意识形态来看，明显是建立于族群主义的观点，从现任总理李显龙从前提出的四大核心价值，到1991年由新加坡政府正式公布的共享价值，再到公民与道德教育教材内容的规划，无不清楚标明“国家至上，社会为先”的意识形态。

　　基于这样的理由，国家公民必须担负一定的责任与义务，这些责任与义务也包含了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据此积极地了解各种族便为必要。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即是取材于族群本位与国家认同基础之上，这样的多元文化教育也是经历几番周折之后才产生的。

　　1991年，新加坡吴作栋总理在国会上公布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

　　〔3〕这种价值观融合了各种宗教、传统、道德，又充分挖掘了儒学的现代意义，为新加坡各种族人所接受。

　　曾被称为“新加坡民族”共同价值观的指导准则，是新加坡人经历了几十年的摸索、新加坡政府在整合各种道德资源的基础上，成功地使各种族对本种族的狭隘忠诚转为对新加坡共同忠诚的结果。

　　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原则。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我们各个不同人种、文化、语文以及宗教所具有的各种优良特点必须保存下来。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

　　〔4〕藉此可见，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政策是在族群本位价值观下寻求共通价值，型塑共同的文化传统，从而实现新加坡人对国家观念的认同。

　　二、双语与华语：语言推广的多元教育目的

　　新加坡成立于英国殖民地基础上，又是以华族为最的多种族国家，新加坡建立伊始即以英语单语教育为主，多语种教育并存。

　　这种语言教育模式是英语加一个种族母语，双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狭隘的语言教育。

　　新加坡政府实行的这种教育模式最初的目的是强调英语的工具性和母语的情感性，使国人既实现与外界交流、促进经济发展，又不忘本种族特性，实现族群凝聚力。

　　一如新加坡首任教育部长陈庆炎所言：“我们双语教育政策的目的是要求每一名儿童都应学会英语和自己的一母语，……儿童学会英语就能直接吸收当代社会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另外，他们也必须把母语学好，这样他们才知道他们文化的根在哪里。”

　　〔5〕具体来说，新加坡当时的双语主要指英华、英马、英泰(泰米尔)三种双语教育组合模式。

　　不过，这种双语模式对于型塑国家情感及民族传统来说也存在一定的弊端。

　　族群语言的保留对于族群文化传承来说固然有其益处，但是族群与族群的分离必然会影响到国家的中心地位。

　　另外，一盘散沙状态的母语对于国家文化传统的有续传承也没有好处。

　　新加坡政府地理环境上的危机感促使其越来越着眼于向外发展，但英语只是一个国际交流工具，当自由主义盛行之时，还必须寻求自己文化上的独立性。

　　然而，建国以来的双语模式并不能型塑独立的、能够与外界抗衡的文化传统，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教育模式即面临着改革。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国家，我们至少需要有一种共同语言来互相交谈。最终我们将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

　　〔6〕这里所谓的共同语言并非指用与外国沟通的英语，而是承载文化传统的本土语言，这就是华语。

　　从1979年起，政府针对华人社会开展一年一度为期一个月的“讲华语运动”，至今已坚持20多年。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亲自主持第一届“讲华语运动”的开幕式，指出“:新加坡华人，由于情感和文化上的需要，将会而且必须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来交谈、阅读和书写……如果我们放弃双语政策，我们必须付出代价，使自己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我们一旦失去了这种情感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我们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

　　〔7〕此后“讲华语运动”一直受到新加坡政府重视，每年的9月或10月都由总理、副总理或高级内阁部长亲自主持仪式并讲话。

　　新加坡政府之所以推广华语，主要是因为华族人数在新加坡众多，多数华族人都使用属于中国南方沿海的方言，有福建、潮州、广东、海南、客家等诸多语群，对谈无法互通。

　　新加坡政府通过推广华语运动，削弱方言的地位，模糊地区的界限，削除华人社团之间的隔阂，从而达到建立新加坡国家意识。

　　另一方面，使华人从更高层次来了解中华文化，以抵消日益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新加坡的双语教育经历一定的发展变化，其根本目的是政府期望在尊重族群本位基础上，有效地实现新加坡人的国家认同意识。

　　国家认同的实现，不仅需要从政治视角来审视新加坡民族意识，还需要从经济视角来培养适应社会、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社会人才。

　　新加坡政府在实施双语教育的过程中，并没有将母语统一意识介入基础教育过程，最终的华语运动只是一个社会行动，小学基础教育阶段依然实行多元双语教育模式。

　　小学教育阶段分成两个阶段，一是前4年的基础阶段，二是2年的导向阶段。

　　在基础阶段时，学习的重点是基本的识字和数字技能，其是80%的课程是要学习英语、母语和数学。

　　而在4年基础阶段结束时，学生将接受考评并依成绩分至三种的语言分流EM1、EM2和EM3。

　　基本上，分到EM1的学生将学习高级英语和母语;分到EM2的学生将继续学习英语和母语或视校长判断增加课程;分到EM3的学生将学习基础或实用的英语及母语，并视其需要学习高级母语。

　　这种语言分流式小学教育对于因材施教理念或有苟同之处，对于外向型国家发展来说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三等分流的基础是英语成绩优劣，英语成绩或许能够说明个别人的接受能力，但对于国际交流来说一定有其价值。

　　1979年，《吴庆瑞教育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因材施教，分流教学的主张，以改革学制，提高教育水准。

　　从小学四年级到考大学的教育过程中，要经过三次分流，学校根据学生的成绩不断选拔优秀学生，学生由于成绩档次不一样，从而进入不同语言层次的班级就读，也减轻了能力偏低学生的负担。

　　双语教育与分流教学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双语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国庆讲话中概括地谈了双语教育和“分流制”，“我们推行双语教育，跟着，我们教导他们能操纵一种工作用语——英语，并学习母语，以产生文化认同。

　　最后，我们通过分流制减少辍学率和减少耗损，现在的学生可以和那些进度一样的同学一块儿学习。

　　实行分流教育的结果，我们降低了小学里的辍学率，从每年的20%降低至10%，在中学里，辍学率从25%减少到5%，因此，能进入工艺学院和大学的学生人数双倍增加。”

　　〔9〕藉此，我们可以明了，新加坡的多元教育反映在语言推广层面当折射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

　　宏观来看，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对于新加坡早期的教育定位来说颇有成效和益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加坡越来越重视独立性国家传统文化的重建，遂提倡或推行“讲华语运动”，在学校语言教育之外推广社会语言教育，其政治目的十分明显。

　　微观来看，新加坡政府即便认识到独立性民族文化的构建，也未曾丢弃多种族族群意识的延续，最初的双语模式在具体的基础教育里一直被使用。

　　三、背海与靠山：多元教育理念的异域重构

　　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来看，国土面积狭小，并没有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

　　这样的生活环境使得新加坡更看重人才资源，但现实情况是人才资源相对匮乏，不足以提供发展所需，因此，广大人民是最珍贵的资源，它是国家财富建立的基础，新加坡的未来在于人民是否能够对国家忠诚，以及其忠诚度能否超越现在。

　　新加坡教育部网页上明白揭示：教育要达成两个目的，一是发展个体;二是教育公民。

　　新加坡的教育成果并不是来自于简单的口号，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及长期的不懈努力。

　　1964年7月，李光耀在马来人的一次集会上明确指出：“自己渴望调整和消除各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落后于其他人，国家的统一与完整就会受到损害。”

　　〔9〕这一认识显然是出自新加坡成立之初稳定多种族的社会状况，但却指向了新加坡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

　　正是在新加坡最初的多元文化政策影响下，新加坡的教育走向了多元化，教育模式以族群本位与国家认同为趋向，教育理念也趋向多元的政治目的及社会价值。

　　也正是在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的光环下，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成为其他周边国家学习的范式。

　　然而，多数学习者并没有深入了解多元文化教育的精髓，或是复制，或是整体认同，完全忽视本国或本区域地理环境及社会背景的客观条件。

　　就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为例，地理环境及社会结构虽然都与新加坡有共通之处，但对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的借鉴及学习也不能照搬全收。

　　首先，我们必须对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有一个概念上的理解。

　　多元文化教育的内涵并没有一致的说法，但大致而言其理念为：不再以规范框住人类的理性，也不再寻求至高无上的统合理性，在哲学思考、自我认同、意识形态上强调弹性、差异、更折衷，多元文化教育也强调各族群文化、人权、多种选择、机会均等的教育过程〔10〕。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即是在多种族的社会结构下形成，以实现族群本位认同为基础，以实现国家认同为主旨。

　　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也有其内在的主导性，实施“讲华语运动”推广华语来构建独立性民族文化传统，无论其目的如何都与一般意义上的多元文化教育有所出入。

　　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确有其可借鉴的东西。

　　比如，新加坡以华人居多的多种族的社会结构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具有共通性，前者背海缺少物质资源而转向发展人才资源，后者靠山缺乏知识资源同样可以重视人才培养。

　　以语言推广来促进教育发展同样具有类同之处，新加坡的双语教育与华语推广，促进了新加坡教育的勃兴，这与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诉求大体目标一致。

　　四川少数民族基础教育中，外语教学始终较为薄弱，教师、教材、学生都存在诸多问题。

　　双语教学是传统的民族教育向现代教育过渡的必然选择和根本途径。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程，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与世界的交往将会日益增多，具有重要交际功能的外语的互通性显得十分重要。

　　中国今后将更加全面地实施对外开放，愈是落后的地方愈是要加大对外开放，对于语言的沟通要求就越大。

　　此外，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通话推广也与基础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普通话推广同样有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其次，我们必须理清新加坡多元文化教育中分流教育与因材施教的利弊，合理借鉴及有效学习。

　　新加坡的分流教育是双语教育在多种族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实施的一种教育手段，而因材施教既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一种教育理念，又是切合多种族多层次教育的一种构想。

　　就分流教育而言，新加坡教育在小学四年级分流后，有学术潜能和语言天分的学生，则修读英语和高级母语，普通学生则读英语和母语，学习能力差的学生则读基础英语和母语，。

　　小学课程分配时间是英语占33%，母语及道德教育占27%，数学占20%，其他课程占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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