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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曾胡治兵语录范例

　　篇一：

　　《孙子兵法》提出考察“将孰能之”的五个标准—智，信，仁，勇，严。本文将结合《曾胡治兵语录》进一步理解这“将之五德”在实际中如何被认知。 关键词：《孙子兵法》，《曾胡治兵语录》，智，信，仁，勇，严。

　　一．引言

　　《孙子兵法》是一部兵学经典，《四库全书总目》说它是“百代谈兵之祖”，其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地位自不必说。在《孙子兵法·计》中，孙子提出考察“将孰能之”的五个标准，即将之五德。但是对此却没有过多的论述，世人多从管理学角度去理解这五个标准，笔者总觉得这些解读过于简单粗暴。蔡锷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录体军事著作，集中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和治兵谋略。蔡锷认为曾胡治军思想主要来源于《孙子兵法》中的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我们可以从《曾胡治兵语录》为切入点，从曾国藩和胡林翼，甚至蔡锷的经验看将之五德，看其在实际中是如何被认知的。

　　二．将之五德—智

　　《孙子兵法》在《计》中提到定计时要注意五事七计，其中要求“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曾国藩也认为“兵事不外‘奇’，‘正’二字，而将才不外乎‘智’，‘勇’二字”。用李零的话说，“兵法是斗心眼的学问，第一重要是智”。为将者，主要面临三方面关系，首先他从“上”得到授权，要忠于国家和君王。得到授权后，他要招兵和练兵，这是治兵。最后，他要领着军队去与敌方作战，这是用兵。战争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孙子兵法》这本极具哲理的兵书，向世人强调了在战争中的变幻。形，势，虚实，军争，行军，九地，九变等篇章，展示的其实就是哲学中的矛盾和运动在战争中的体现。孙子认为为将者要有“智”，恰是因为战场上的一瞬万变。结合《孙子兵法》全书，我们会发现对“智”的能力要求范围十分广泛和复杂。如作为将领，要懂得正确估计双方实力，做出战略安排；要懂得以奇正之道用兵，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要懂得如何行军来抢夺先机；要懂得利用地形和士兵的心理来用兵和带兵??每一步行动都微妙，精细，复杂而神秘，遵循着战争自身的法则， 但这些法则是什么，谁也没办法说自己了解，甚至是语言所不能表述的。《孙子兵法》很伟大，它总结了一些规律，但不是所有人读了都能成为孙子那样的军事家，因为真正的规律是不能被描述的。孙子从实际中得到的对战争法则的感悟和文字语言之间是有无法弥补的缺口的。因为战争法则是一个无穷的概念，它源于无穷的变幻，个人的对它的“悟”首先只是一个有限的视角。而个人的“悟”却又是源于个人独一无二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中的各种变化造就了他的视角，这个视角也是由不可穷尽的变化形成的。语言和文字虽然也有无穷的组合和变化，但个人却无法穷尽所有组合去描述自己的“悟”，因为第一，人没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和能力去穷尽它；第二，很多时候，个人对变化是不自知的。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些现象，作者本人能够用语言文字提供有限的“悟”，但这个“悟”是作者本人的，不同的读者会有自己不同的理解，以至于不是所有读者都能“悟”到作者提供的有限的对战争规则的“悟”。经由此得到的结论是，领悟战争规则的能力—智，或者说是较为准确的军事直觉，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也不是可以通过简单训练得到的，但它却在战争获胜的过程中起不可预料的巨大作用。因此，拥有“智”的将领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选将的时候，这个标准，在孙子看来，是需要被首先考虑的。

　　三．将之五德—信

　　信首先指诚信，然后是威信。《曾胡治兵语录》中收录曾国藩关于将才的评论“上将之道，严明果敢，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其次者，刚而无虚，朴而不欺，好用而能知大义。”这里的“一片肫诚”“刚而无虚，朴而不欺”指的都是刚正不阿，绝不虚伪，朴实无华，诚信无欺。诚信既是对上级的，也是对下级的。胡林翼认为“事上以诚意感之，实心待之，乃真事上之道。若阿附随声，非敬也。”而对下级诚信，说话算话，则是树立威信的要件之一。关于信，曾国藩和胡林翼特别强调诚。这首先跟当时的军队情况有关，曾国藩认为当时“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于是极力在军队中推崇儒家的“诚”，不仅倡导为将要“诚”，也不遗余力地在军中培养正气，提倡“诚实”无欺。认为军队中多用朴实忠诚，缺少心计的人，军队的风气才容易纯正，军队才能团结。正如蔡锷按语“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不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

　　上面说过，信还包括威信，或者说威信是其最重要的部分。威信指上级能使下级绝对服从。要让下级绝对服从，除了要求为将者诚信，还要求为将者要严明和公明。严明指严厉公正的军纪得到严格公正的执行。公明指为将者要知人，晓事。严明跟第五个标准“严”是相通的。曾国藩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即要严肃军纪首先要有严肃的军纪，然后是严肃的执行。曾胡都认为治理军队要采用雷厉风行的严厉手段，这是两人的经验之谈。曾国藩认为“积玩之后，振之以猛。”又说“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太过宽厚），又与诸将相聚遥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少必济（做事立威如能胜过怀柔，人数虽少，也一定能取胜）。’反是，乃败道耳。”胡林翼也提出相近的看法“世变日移，人心趋于伪，优容（宽容优待）实以酿祸，姑息非以明恩。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害马（害群之马）既去，伏尨（驯服的狗）不惊，则法立知恩。”当然，曾胡倡导严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颓废浮糜风气。但是，军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再剽悍的军队，一旦松弛下来，滋生了浮夸，也会被毁，如元末的军队。

　　“立法不难，行法为难。”严法需要被踏踏实实地，持之以恒地执行。执行的情况直接影响到能否成功地立威。胡林翼认为“自来带兵之将，未有不专杀立威者。如魏绛戮仆，穰苴斩庄贾，孙武治法于美人，彭越之诛后至者，皆是也。”蔡锷按语“近年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依照规矩），或姑息以图见好（靠姑息纵容以图一时被拥戴），或故以苛罚以示威，以爱憎为喜怒，凭喜怒以决赏罚。于是赏不知感，罚不知畏。”严格公正地执法要求为将者在执法时摒除个人主观因素，做到铁面无私。说起来很简单，但理智和情感的博弈从来就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尽的，在此也不再赘述。

　　最后是公明，曾国藩认为身居高位的人应以知人，晓事为职责。知人不易习得，晓事却可以通过阅历和勤奋学习来掌握。知人自不必说，只有知人善任方可成事，威信一开始都是被制度塑造的，但信服却还需要心服，使部下心服，就要让他们有成就感。人本能就会比较喜欢懂得欣赏自己的人。而绝大部分人不是非常理性的人，他们或多或少会受到自己喜好的影响。

　　一位让人心服的将领的影响力明显更大，威信自然更大。把合适的人安排在合适的位置，人们才会安于本分，容易听话。

　　曾胡都没有具体告知我们“晓事”具体指什么，但曾国藩却认为“??古今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胡林翼也有相近的感慨“是非不明，节义不讲，此天下所以乱也。”曾国藩还有一番关于如何做到“莅事”的论述“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高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综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晓事就是不明是非，要明是非，可以通过阅历和学习来提高自身修养，在看待问题时做到高明。但曾国藩先生强调的却是精明，哪怕登得再高，也是臆度不如权衡，巧目不如尺度。换言之，为将者要树立威信，他首先是要明是非的。明是非也是个复杂的过程，曾国藩先生提倡将领要放下身段，多考察，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四．概述仁和勇

　　之所以不展开论述仁和勇，是因为《曾胡治兵语录》中有专门篇章具体论述，笔者深以为然。在此，只作对曾胡思想的简单介绍。《孙子兵法·地形》中“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爱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乱而不能治，譬如骄子，不可用也。”呼应了《孙子兵法·计》中的“士卒孰练”。虽然是关于训练士卒，却可以体现将的仁。曾胡进一步阐释仁为“带兵如父兄带子弟”。

　　而关于勇，曾胡则认为除了要“不怕死”，“放胆放手”外还要坚毅。勇既是要一往无前，还需百折不挠。

　　篇二：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把人才强国摆在重要战略位置，今年召开的全国、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又进一步强调指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坚持“服务发展、人才优先、以用为本、创新机制、高端引领、整体开发”的人才工作指导方针，这对做好新形势的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本人作为一名从事人才工作的同志，如何做好新形势的人才工作，最近，我细细品读了部里“八个一”主题活动中推荐的《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书中“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人材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有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等名言警句，对加深我们对人才的重要性认识，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人才工作具有非常好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重才为先，牢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理念。

　　“用人不必抱定一格”，这是书中的原话，从另一层意思理解，用人之前，首先得转变自身观念。也就是说人才要发展，思想要先行。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5月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人才优先发展”的重要论断，将人才工作提升到更高的战略位置。当前我市正处于经济后发赶超，建设绿色益阳的关键时期，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后发赶超。要加快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关键在人才。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更加重视人才，牢固树立人才优先发展的理念，把人才优先发展摆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工作中，切实做到人才资源优先开发，人才结构优先调整，人才投资优先保证，人才制度优先创新，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聚才为要，全方位引进和吸纳高层次人才。

　　“兵易募而将难求”、“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书中虽然是讲选将带兵之事。但对经济社会发展中选拔人才，引进人才，聚集人才，同样具有现实指

　　导意义。当今时代，一切竞争最终都可归结为人才的竞争，谁赢得人才，谁就赢得竞争，赢得未来。当前，我市正处于加速实施 “后发赶超”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发展期，迫切需要我们引进和集聚一批善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高层次人才。要围绕我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建设绿色益阳的需要，引进一批我市重点领域和产业发展所需的紧缺人才、专门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创新人才、领军人才；引进一批掌握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要充分发挥人才自主创新的核心作用，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速度，推动更多的“本土制造”向“本土创造”转变，建立我市的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占领人才制高点，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未来五年，我市将通过主动引才、产业聚才、海外揽才等招才引智方式，准备引进和培养创新型人才和重点领域人才 多名，其中高层次人才 名。此外，要在引进科研创新团队、领军人才、“千人计划”高层次海外人才等方面实现“零”的突破，使我市的人才结构和人才质量得到显著提升，为我市加快经济发展增添“助推器”和“发动机”。

　　三、以用为本，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才使用效能。

　　“人才因求才者之智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告诉我们，组织部门不但要识人才，引人才，更重要的是要用好人才。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人才发展以用为本。提高人才使用效能，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还普遍存在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被用”等问题，离“人岗相适、用当其时、人尽其才”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创新机制，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要激活现有人才。想方设法用好用活现有人才，决不能把人才用来装饰“门面”，把引进的人才当“花瓶”、当“摆设”,优秀人才被“积压”、被“闲置”,得不到重用,造成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二要创新用人机制。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用人机制，克服“官本位、行政化”的倾向，破除不利于人才成长、流动、使用的体制性障碍，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激发人才的活力和潜力。三要做到因才适用。根据人才的不同特点，给德才兼备的人压担子、给实绩突出的人搭台子、给群众公认的人带路子，在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爱、事业上关注，最大程度的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激发他们创业干事的热情，为加快我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源源不断人才动力。

　　篇三：

　　第一看：看子孙睡到几点，假如睡到太阳都已经升得很高的时候才起来，那代表这个家族会慢慢懈怠下来；

　　第二看：看子孙有没有做家务，因为勤劳、劳动的习惯影响一个人一辈子；

　　第三看：看后代子孙有没有在读圣贤的经典，“人不学，不知义，不知道”。

　　畅游史海，可以看到“盛不过三代”是大多数官宦之家很难逾越的魔咒。而曾氏家族却代有英才层出不穷，出现了像曾纪泽、曾广均、曾广铨、曾昭抡、曾宪植等一代代杰出人物。探寻曾氏家族长盛不衰的奥秘，曾国藩家训里留给后代的“四条遗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曾国藩家训四条遗嘱：

　　一是慎独则心里平静。自我修养的道理，没有比养心更难的了。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恶，却不能尽自己的力量以行善除恶，这是自己的表现。内心是不是自欺，别人无从知道。孟子所说的上无愧于天，下无疚于心，所谓养心一定要清心寡欲。所以能够慎独的人自我反省时不感到愧疚，可以面对天地，和鬼神对质，绝对不会有行为无悔恨而心却退缩的时候。

　　人假如没有可以愧疚的事，面对天地便神色泰然，这样的心情是愉快平和的，这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是最好的药方，修身养性的第一件大事。

　　二是主敬则身体强健。在内专一纯净，在外整齐严肃，这是敬的工夫；出门如同看见贵宾，对待百姓像行大祭祀一样崇敬，这是敬的气象；自我修养以让百姓平安，忠实恭顺而使天下太平，这是敬的效验。聪明智慧，都是从这些敬中产生的。

　　庄重宁静则一天比一天强，安闲敬纵则越来越懒惰，都是自然的征兆验效。如果不论人多人少，事大事小，都以恭敬之心相待，不敢懈怠，那么身体的强健，还有什么令人怀疑的呢？

　　三是追求仁爱则人高兴。读书学习，粗浅地知道了大义所在，就有使后知后觉的人觉悟起来的责任。孔子教育人，莫大于求仁，而其中最要紧的，莫过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这几句话。人有谁不愿意自立自达，如果能够使人自立自达，就可以和万物争辉了。人有不高高兴兴地归附的吗

　　四是参加劳动则鬼神也敬重。如果一个人每天穿的衣服吃的饮食，与他每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当，则看到的人会赞同他，鬼神也会加以称许，认为他是自食其力的人。倘若农夫 1

　　织妇终年勤劳，才能收获数担粮食数尺布，而富贵人家终日安逸享乐，不做一事，却每餐必是美味佳肴，穿必锦衣绣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幸的事，鬼神也是不赞同的。这样怎么能长久呢？古代的圣君贤相，无时无刻不以勤劳自勉，为自己打算，则必须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中奋力前行，殚心竭虑，而后可以增加智慧增长见识。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孔子之所以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第一位教育家，是因为他将贵族教育引向平民教育、大众教育。孔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改课程家，他把礼、乐、书、数、射、御‘小六艺’，推广为‘大六艺’，即《礼》、《乐》、《书》、《诗》、《易》、《春秋》。《礼》相当于思想道德与公共关系学；《乐》包括所有的优美音乐，是艺术修养学；《书》是尚书，是先王经典，相当于经典作品导读；《诗》是诗经，相当于文学；《易》是宗教，本质是哲学；《春秋》是历史学。”“中国的父母总想着要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是物质，而是情感，现在中国文化教育土壤贫瘠，家庭教育缺失，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从家庭教育入手，培养情感。”

　　在传统的儒家教育中，首先是家庭教育。中国人自古注重庭训家教，历史上的名臣大儒如宋朝的司马光、欧阳修、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及清朝的郑板桥、曾国藩等等，都留有家训。在这些历朝历代的著名家训家规中，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与美德才得以流传。

　　历史上关于曾国藩的争议很大，学术界认可曾国藩，认为他挽救了儒家传统文化，儒家文化是汉文化的核心，冯友兰认为曾国藩是挽救了汉文化，是大功臣，可是他另一个身份是汉奸，帮助晚清镇压太平天国。章太炎最恨曾国藩，认为曾国藩是奴才。梁启超编过《曾国藩嘉言钞》，蔡锷编过《曾胡治兵语录》，蒋介石则把《曾能治兵语录》作为黄浦军校教材。1945年，八路军军政杂志社曾经把《曾胡治兵语录》出成白话解。可见这一最受争议的人物，其家训却得到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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