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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电影表演艺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人们无不敬仰的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曾关怀过千千万万的人，也包括张瑞芳同志在内。

　　因在重庆的地下党时期，她的组织关系是由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的。周总理亲切的关怀、教诲与伟大人格，曾强烈地激励着张瑞芳的心扉……“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新中国成立之后，张瑞芳成为专业电影演员。拍的每一部影片，不管好坏，周总理几乎都看过，而他鼓励张瑞芳的，多是她能投身到现实生活中去，表现社会主义时期的新人形象的戏。

　　尽管她在表演上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但周总理总是鼓励她说：“有点样子了，你应当再努力下去。”当她为演这样的戏感到“吃力不讨好”的时候，周总理又对她说：“演古人比演当前的人容易，因为没人见过他们。演现实生活里的人，因为人人都能看出来他像不像……”1962年，影片《李双双》刚刚拍竣之后，由于在喜剧艺术处理和技术质量上还存在不足，它并没能得到专家或权威们的赞扬。但影片却得到周总理和邓大姐的喜爱。五六月份，第二届电影百花奖评奖时，总理说：“今年的‘百花奖’我投《李双双》一票。”后来，《李双双》获得了第二届“百花奖”故事片大奖，同时还获得其他5项奖。同年秋天，张瑞芳随团携带着影片《李双双》第一次访问日本回到北京，邓大姐约她到他们家里去吃饭。周总理一见到张瑞芳就说：“我今天不是请你来吃饭，而是请‘李双双’来我家吃饭”“，今天请你吃螃蟹，因为你拍了一个好戏。”吃饭时，总理又告诉张瑞芳说：“李凖的小说原来是写妇女办食堂的，现在电影是写李双双推行记工分的，情节变了，但人物性格没有变，依然个性鲜明、生动活泼，可见作家一定要深入生活，李凖要不是生活底子厚，这个电影怎么能出得来……”张瑞芳觉得自己没能达到作者对角色的希望，表演得很不痛快，这个人物应当比自己现在的处理更疯点、更傻点、毛手毛脚一点。当周总理肯定她拍了一个好戏的时候，张瑞芳立即问：“是不是因为正好配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农村政策了？”周总理说：“你不能完全这么看，这个影片在艺术上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你的表演也有新的东西。”总理之所以喜欢李双双这样的人，是因为她胸襟坦荡，一心为公。由于周总理有极高的文学素养和审美品位，能从电影中看出“李双双”质朴的美、心灵的美、性格的美。在生活里，他也鼓励张瑞芳要敢讲话、讲真话……“《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把我都搞糊涂了。”1973年4月14日晚9时，在北京人大会堂上海厅，周总理接见了即将离开北京的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好访日代表团。全体出国人员共54人，既有民主人士，又有专家、教授和劳模。

　　而张瑞芳是其中唯一的电影界代表。这是她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也是一生中在“文革”的特殊年代第一次参加这种特殊的接见。

　　7年不见总理了，张瑞芳发现周恩来一向光彩照人的面容明显憔悴，脸上也出现了她从未见过的老年斑，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显得有些暗淡、疲乏。她哪里想到总理此时已得了严重的疾病啊！她心里有着千言万语，眼睛定定地望着周总理，当总理来到自己的面前时，张瑞芳感到一阵心酸。

　　在“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失去自由的25个月里，几次在睡梦中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总理、邓大姐……没想到这次，就在3天前的晚上，邓大姐派车来接张瑞芳到他们家里去，周总理那晚正巧接待外宾，没能等到总理回来……此刻，周总理也打量着张瑞芳，连她染头发都注意到了，甚至对她未来有限的演艺生涯，也很关切。

　　周总理在大家座位前转完了一周，回到中间沙发上落座。

　　在2个小时的谈话里，周总理针对大家的思想实际，明确地谈出了自己的观点。

　　最使张瑞芳难忘的，是周总理用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李双双》这部电影。周总理不无气愤地说：“《李双双》影片有什么问题？是作者有问题？是工分挂帅？为什么要批判？它错在哪里？把我都搞糊涂了。”总理问了在座的许多人，回答得都不令他满意。

　　轮到张瑞芳这位当事人了，她不能不出来讲话。她说“：1962年放映的时候它是好的，如今看来它不符合样板戏总结出来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按‘三突出’的创作原则，李双双算不上是英雄人物，因为她阶级自觉性不高，只能说她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她作风简单，时常和人吵架。

　　她学习文化只看识字课本，她没有学习《毛选》……”周总理对张瑞芳的回答也不满意。他沉默了一会儿，口气缓和地说：“李双双做了很多事情，都是为公的嘛，只是她的丈夫的思想有点中间，要历史地看这个影片。整个影片的倾向是好的！现在，连李双双的歌也没人唱了。”其实，曾被郭兰英唱得风行一时的“歌唱李双双”这支歌，周总理也会唱的。这次，周总理在“四人帮”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情况下，公开为影片《李双双》恢复名誉，目的不仅仅是为一部影片平反，而是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和文艺工作者的关怀和鼓励。会后，华罗庚、郑凤荣、林丽蕴、邢燕子等同志都奔走相告，无不感到欢欣鼓舞。尽管当时大家的日子还不好过，但张瑞芳她们感到不应当消极，因为，周总理始终是和我们站在一起的……“戏很好，你的善子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外！”1963年1月到1965年8月，整整两年零8个月，张瑞芳都在创造着同一个角色———在朝鲜话剧《红色宣传员》和根据这个话剧改编的电影《李善子》中，扮演朝鲜农村姑娘“李善子”。

　　此间，周总理直接关心着这次创作。他热心地支持和鼓励张瑞芳等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令人感动。

　　1963年4月25日上午11时半，时在上海开会的周总理给张瑞芳打了电话，了解话剧《红色宣传员》的演出情况。“你们的戏演得如何，听到反映说不错嘛。”周总理在电话中说。张瑞芳在电话中“暴露了自己的思想”“：在舞台上我演善子没问题。我觉得在银幕上我显得年龄太大了，不如年轻的演员扮演更感动人。”周总理在电话中说：“你是不是分三个阶段呢？一开始很热情积极，后来担心年纪，演出以后又有了信心？”张瑞芳回答说：“不是。我不担心舞台而是担心银幕。舞台和观众有距离，电影虽然可以用摄影帮助，但这个角色又不宜加工过多。”周总理继续鼓励说：“这么说，还是得要我给打气了。”周总理在电话中还关切地询问其他电影艺术家如赵丹、黄宗英、陈鲤庭等人的近况及创作情况，还询问了张瑞芳的丈夫、导演严励和孩子们的情况。这使张瑞芳内心感到十分温暖。周总理还关心地问张瑞芳的身体还好吧？她在电话中回答说：“年纪大了，休息不好，嗓音有时听来吃力。”总理惊诧地问：“年纪大了？”张瑞芳说：“我已经满44岁了。”总理说：“那还早呢。”当总理得知张瑞芳正在写市人代会上的发言稿，让她谈演现代题材问题、还要印出来时，总理说：“下午别写了，好好休息，晚上演戏。”4月25日晚，周总理与中央和上海市有关领导来看张瑞芳她们演出的话剧《红色宣传员》。

　　闭幕后，观众热烈鼓掌，以为总理要上台接见演出人员。但总理没上台，他有事，先走了。陈家康同志上台来，悄悄告诉张瑞芳：总理很满意。陈丕显、曹荻秋同志传达总理的话，说不能来看大家。大家既兴奋，又有点失望。当晚12点半钟，周总理给张瑞芳打来了电话，说明没有上台的原因，是忙着到毛主席那里开会。周总理在电话中赞扬道：“戏很好，你的善子给我的印象很新鲜，出乎我的意外，和过去别的角色不一样，年轻有了，朝鲜味也有了，是像个年轻娃娃；只是过于注意了这一点，在有些地方就使你语言感人的长处发挥不出来了。还可以放开些。譬如第四场，你堵水口子大家抢救你回来，我等待着你感人的语调，可是没等到。语言的感情不够。……”张瑞芳依然认为“在舞台上我还有信心，在电影上不一样。”周总理让她回忆一下演《国家至上》的时候，那是1940年，她真的是个小姑娘。

　　总理鼓励道：“现在是经过艺术加工后得到的，最感人的是第六场暗转后，四场、三场也好。

　　三场语言受了拘束，还可以继续努力。”当得知张瑞芳她们已演了22场时，总理夸奖说：“主席也问你们的戏了，同去的人都说好”，“你们演出的水平是高的，只是感到有些地方还不十分调和。”为此，周总理建议张瑞芳：“你还是应当去朝鲜一下，向他们学习。

　　我们已经和金首相谈了，你们去要真的好好学习。好好做一下调查研究，学习他们的青山里精神。

　　（郑）君里说要看你们的，你们不能泄气。如果他明天回来，我打电话给他。如果我回到北京他还在，我看过人艺的演出（话剧《红色宣传员》）后再找他谈谈。把意见转告你们。”周总理还在电话中关心地问张瑞芳：“你们没有点心吃吗？”张瑞芳说：“有的人来得及在后台吃了，我每天回家后才吃，把点心带回来……”最后，周总理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过了6月，你们下半年就可以去朝鲜了。在庄稼长出来的时候，生活一下，多多向他们学习。

　　在工作和生活里学习政治。”张瑞芳在电话中表示：“是。我们尽量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回来。”伴随着“文革”前政治舞台上的阵阵风雨，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爱护和大力支持下，话剧《红色宣传员》虽然出演了，然而，电影《李善子》拍成后却在江青的刁难和阻挠下，被无辜地锁进了仓库。对于郑君里、张瑞芳等电影艺术家来说，这不能不算是一件非常遗憾而又令人痛心的事情……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4年了。

　　周总理生前对张瑞芳的关怀与教诲，促使她想得很远很远，并激励她不断前进。而留在她心里的是对周总理更深的敬仰与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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