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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以来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已经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在世界各国政府的积极干预下，全球经济出现停止进一步下滑的趋势，某些经济指标呈现出复苏的迹象，于是乎乐观的经济预期开始抬头。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今年5月与社区银行家们开会时表示，美国金融体系正开始痊愈，并引述了金融体系五大方面令人振奋的进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最近也表示，如果美国金融系统恢复稳定，那么美国经济有望在今年年底结束衰退，他认为金融系统恢复稳定的标志是私人投资重新回到金融系统。

　　2008年全球经济还笼罩在经济危机的恐惧之中，人们普遍认为本轮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怎么在转眼之间，危机的中心——美国却出现了复苏的经济迹象?从金融恐惧到乐观预期，这一极具戏剧性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于本轮危机性质认识的不足。

　　我们认为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累积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在新的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复苏意味着重回失衡的格局，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运行。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对于中国来说，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通过内需来完全替代外需，或者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都是一种试图改变目前国际分工格局的长期调整路径，短期难以成功。因此，一种次优的短期路径选择就是，在不改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一、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

　　在危机爆发初期，人们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分析上，即认为投资银行家的贪婪与金融监管的失灵是本轮危机的根本原因，进而推论出美国金融自由化及其理论基础——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本轮危机的罪魁祸首。借次贷危机之机反思和批判经济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这在打破人们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桎梏上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然而，从次贷危机出发来否定金融自由化，本身在经济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从表面上看，次贷危机是一个非系统风险，金融自由化在次贷危机面前的无所作为，似乎表明了金融自由化理论的缺陷和失灵。因为，金融自由化及其金融工程学的发展，主要针对的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非系统风险。但是，这种推论的逻辑起点是错误的，次贷危机的爆发可能并不是非系统风险积累的结果。

　　我们的判断是，本轮经济危机的出现是对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一次调整，这种调整是对美国过度消费、外围国家过度生产所积累起的全球经济风险的纠偏。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的年代，恰好也是美国经常性项目赤字和对外负债急剧增长的年代，过度的需求增长和外围国家的过度供给，既是危机前全球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家Nouriel Roubini and Brad Setser(2004)和Sebastian Ed—wards(2005)的分析预测表明：美国经常性项目的赤字在达到GDP的7.3％时，美国的经济会出现拐点，并因此引发经济的衰退，以及美国对外净负债的下降。对于这样的全球性系统风险，自由市场经济是无法克服和规避的。

　　那么，为什么全球性的系统风险会首先从美国的房地产价格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为突破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美国需求增长方式的变化及美国政府的利益上寻找答案。从美国居民消费来源结构看，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来源于工资收入；另外一个就是财富的增长，即股票和房产等金融资产价格的增长。20世界7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居民财富的增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长速度远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比率，1975年居民财富与收入的比率为4.2，1990年这一比率上升到了4.7。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泡沫破灭之后，这一比率有所下降，但是，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危机爆发前的2006年，这一比率已经上升到了6.2。由此可见，在2001年前后，美国房地产及其相关金融资产价格泡沫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持纳斯达克泡沫之后美国居民财富增长的需要，这符合维持美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要求。至于为什么美国的房地产在这一时期能够成为美国投资银行炒作的对象，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2008)中已经作了很好的分析。其逻辑是：在2000年之前的三十年中，美国房地产价格波动的方差不超过5％，这意味着美国房产市场风险较小；而美国在2001年之后的低利率政策，使美国的房地产成为低成本高收益的行业，这就为与房产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创造了发展的空间，因为衍生工具需要在低利率的环境中才能获得收益。

　　如果我们把本轮全球经济危机的性质定位于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上，那么，如下的结论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

　　第一，对全球经济中的东亚经济体来说，由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都采取了审慎的金融自由化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的对外开放进程放缓，因此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的直接冲击程度有限，但是，由于美国消费需求的下降，必然对这些国家的生产产生直接的冲击。

　　第二，根据历史的经验，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必须建立在制度创新或技术创新的基础上，1929-33年的大危机之后，在全球货币体系的创新、福特制度的管理创新，以及美国凯恩斯主义顺周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创新的基础上，才逐步步入了1960年代的增长繁荣；而1973—75年的危机也是在IT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才引来了19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然而从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迹象，有关新能源和环保产业的技术也还只停留在概念的炒作层面上，因此，任何经济指标所反映出的经济复苏迹象目前都缺乏创新的基础。

　　第三，在缺乏创新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复苏现象又该作何解释呢?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说明现存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发展到极致的地步，它仍然还能够维持下去，即复苏意味着全球经济还会回到全球经济失衡的状况中去。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的格局，尽管存在着“中心一外围”不平衡发展的特征，但是，这种国际经济格局是建立在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相分离的国际分工格局的基础上的，这种分工格局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业中心与金融中心相融合，与落后农业国的国际分工体系相比较，至少避免了发达国家之间的制度演进的同质化趋势，因而也就避免了发达国家间在资源、市场及殖民地控制权上的纷争。当然，在全球失衡的格局中，各国利益间的差异始终是存在的，而危机之后，各国间的博弈如果不是以军事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话，那么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维持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目前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对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只是对失衡严重程度的一次调整。从消极的意义上讲，在缺乏创新基础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出现复苏的迹象，则说明针对现存全球经济格局的调整远没有到位，今后若干年中类似的经济调整还会反复的出现，直至新的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出现，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的繁荣阶段才会到来。   二、现存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红利分配

　　基于我们对本轮经济危机性质的判断以及对现存经济全球化格局的认识，我们认为，缺乏创新基础的经济复苏迹象的出现，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及其边缘国家的经济运行将重回全球经济失衡的老路。但是，由于前一轮技术创新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已经开始减弱，因此，即便全球的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全球经济的增长率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水平上。这也就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创造能力在本轮危机之后开始下降，经济的复苏只可能在比以往二十年中更低的水平上运行。在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失衡格局，并在低增长的环境中运行时，全球经济参与者的关注点将从全球红利的创造转向全球经济红利的分配。

　　(一)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

　　在新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出现之前，美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必然意味着向衰退出现之前的运行模式的回归，但是，现有的全球经济运行模式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的动力上将明显减弱，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我们认为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相对地位。其主要依据有：

　　1 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占有绝对优势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一系列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运行效率也大大提高。到新经济结束后，美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确定，其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大大高于中低收入国家，也远高于欧元区及其他高收入水平国家。如表1所示，在信贷部门的发展方面，2007年美国私人部门信贷占GDP的比率为210％，不仅大大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36％，而且远远高于高收入国家的163％和欧元区的122％。而在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上，美国2007年的股市市值与交易额占同期GDP的比率分别为145％和310％，比欧元区国家分别高出71％和150％。

　　2 本轮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的金融优势

　　从危机发生前后的金融数据指标来看，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金融中心地位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本轮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中所占的比重为65.3％，而在外汇市场交易中，80％以上的份额为美元交易，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降幅有限。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美元在储备货币中的比重已有所回升，到2009年第一季度，这一比值已升高到64.97％，基本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见图1)。另外，我们从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的美国股市市值占GDP的比重，以及金融资本流入美国的情况来看，其具体值分别为136％和500亿美元(金融资本流入数据来源于美金融资本流入数据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股市数据根据Sousa的方法计算)，这两个指标与2007年时的峰值相比的确下降很多，但仍处于2005年水平，而这两个指标中前者反映出的是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后者则是美国中心国地位的体现。

　　如果美国的金融发展水平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话，那么，至少意味着全球金融中心和制造业中心的分离格局不会改变，美国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还会依赖于外部的供给，全球经济的失衡状况会在较低水平下重现。

　　(二)全球经济焦点的转移：从红利的创造到红利的分配

　　在资源稀缺的约束条件下，每次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都离不开制度和技术的创新，这时，全球经济的参与者——各民族国家更多地关注创新的总体福利增长效益，即绝对的经济利益增长，各国间利益的协调相对容易。但是，当创新的经济增长效应衰退时，全球经济参与国，特别是全球经济的主导国家会更多地关注全球经济的红利分配。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几乎发生在历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浪潮之后，我们姑且不谈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纷争。即便是1973—75年危机之后，美国也通过“广场协定”和“特别301”条款，通过日本汇率升值和改变日本外贸的条件，使日本更多地承担了全球经济调整的成本，其结果使日本经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衰退。另外，在2001年美国新经济增长结束之后，小布什政府也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的内涵实质上是要将美国新经济时期对外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对外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以便于在全球红利的分配中占得先机。

　　除此之外，就全球经济的中心国家来说，对下一轮创新方向的把握是维持其中心国家地位的关键，一旦新一轮创新浪潮出现，必然会产生外部性问题，而在缺乏超国家的政府管制的情况下，创新活动的风险和收益在事后很难平衡。为了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创新风险，中心国家往往会在创新出现之前，通过现存的经济全球化格局来集聚资源，资源向中心国家的集聚，意味着外围国家红利分配的减少。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在每轮的全球经济调整中，总会有这样一些国家，其繁荣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制度和技术的落后而被创新浪潮所淘汰，而是在创新浪潮出现之前，就已经因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心国家资源集聚效应的出现而导致了增长奇迹的消失。

　　三、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内外部经济政策的重点

　　中国经济自1992年以来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增长，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全球经济失衡最为严重的时期，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与全球经济的增长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当现存国际分工格局所积累的全球经济失衡无法继续维持，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调整。2008年第三季度，当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减速，中国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新的调整。

　　(一)改变国际分工格局所面临的困境

　　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国家，所面临的调整压力来源于外部需求的调整。而外部需求作为一个外生变量，主要是由他国收入和相关政策决定的。当外部需求下降时，我们所面临的调整路径无非两种：一是通过内需来替代外需，这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说，是最优选择；另一条就是将对美国市场的依赖转向对其他市场的依赖，相对于第一条路径来说，这是一种次优的短期选择，但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其他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经济衰退和需求下降，转向很难成功。

　　以上两种路径的实质都是试图改变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在对外政策上，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以下两种战略上择其一：

　　一种是改变中美制造业与金融业的分工格局，转向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合作。然而，欧盟已经在其内部形成了“中心一外围”格局，无论从地缘，还是从产业链上看，中国都不占据优势，因此这种选择不可取。

　　另外一种战略是，中国重新进行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成为能够引领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第二中心。然而成为第二中心是以中国能够满足世界公共产品的需求为前提的，比如稳定的秩序安排、广阔的市场以及坚挺的国际化货币等。要实现这些，中国必须很好地把握未来技术和制度创新的方向，否则，很可能重蹈日本上世纪80年代后长期衰退的覆辙。

　　(二)接受现存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路径

　　既然试图改变现存国际分工格局的调整路径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成功，那么我们面临的选择就只能是在接受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前提条件下，充分利用现存的全球经济格局。在这一路径下，我们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准确地判断美国未来的复苏路径，客观地制定本国的经济增长率目标，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

　　在美国经济复苏预期日趋强烈的背景下，2009年一季度美国消费需求出现反弹，但依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还在继续缩小。我们还不能说美国的需求已完全恢复(见图2)，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美国消费一定会恢复。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此次美国经济的复苏意味着重回失衡的状态，因此美国消费的增长只能再度依赖于金融恢复所创造的新财富效应，与此相伴随的是经常账户逆差的增加。图3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美国金融逐渐恢复的情况下，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在上升，但美国私人投资仍在急剧下降，因此，美国只能通过创造新的财富效应来推动消费的增长。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我们认为，尽管美国金融得到恢复，但美国的财富效应最多也只会达到危机前的峰值水平，美国消费的增长只能维持在更低的水平上。

　　基于中心国家回归失衡已经进入现实以及财富效应动能减弱的判断，我们需要更加科学地判断外部需求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已有的关于外贸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来看，较早的文献是从净出口的角度测算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外贸政策研究课题组，1999)，利用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非常低。这种测算方法仅仅考虑到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没有考虑出口通过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进口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起到的间接作用。因此，依据这种方法的得出的结论而制定经济政策，可能造成误导，即倾向于通过扩大内需来替代外需，减少甚至取消对外贸部门的扶持政策。林毅夫、李永军(2003)利用1979—2000年的年度数据，分别对净出口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得出了外贸出口每增长10％，基本上能够推动GDP增长l％的结论。我们认为这一方法是科学的，因此，在借鉴这一方法的基础上，利用2002—2009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重新做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出口增长10％，GDP将增长218％，为了克服数据期限较短的影响，我们取两种结果的中间值1.9％，即出口增长10％会带动GDP增长1.9％。因此，相对于上世纪后二十年来说，2002年以来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高了近一倍。2009年上半年我国出口5215亿美元，下降21.8％，根据前面的测算，出口的快速下降将下拉GDP高达4个百分点。

　　因此，我们不应该对2009年经济增长有过高的要求，在2008年的基础上适度调低增长率自然是顺理成章。在缺乏创新以及外部需求下降的情况下，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必然依赖于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产能过剩；二是资产价格快速上升。这种结果会导致我国经济更容易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及投机资金的冲击，在新一轮全球经济高速增长没有到来之前，就处于全球化红利分配的不利地位。2009年二季度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已突破2万亿美元，接近中国经济总规模的三分之一，高额的外汇储备暴露出风险进一步增加。更为严重的是，在资产泡沫存在的情况下，若资源转到非贸易部门，一旦全球经济复苏或美国需求走出低谷，那么我们也会丧失在国际商品市场上的竞争地位，这就意味着全球化条件下全球红利分配更不利于中国。因此，在目前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防范产能过剩、抑制过快的资产价格上涨应成为政策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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