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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也是社会制度的崛起，同时还应该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崛起。

　　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从而激发出公民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不断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在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及中国硬实力的崛起，而且需要思想观念的突破和精神力量的升华及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既表现在社会的政治制度层面，更渗透在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之中。因此，软实力的崛起不仅需要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创制，而且需要先进的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表达。

　　显然，一个国家的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源于科技创新和先进的社会制度，而科技创新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都离不开先进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因此，一个国家的崛起不仅是经济的崛起，也是社会制度的崛起，同时还应该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崛起。法国的崛起，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念相伴随;英国的崛起，与自由贸易的理念相联系;美国的崛起，与民主、人权、世界秩序相交织。德国总理默克尔上台后，也明确提出了价值观外交，并诉诸政府行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升各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我们必须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建设这样一个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就是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所拓展、有所创新，真正倡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和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先进的核心价值观。

　　首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面向民族文化的活力和新思想的创造力。当前，从社会上的流行思想、日常话语和时尚看，太多的东西都来自欧美，我们自身似乎患了失语症。在国际上，中国文化的影响大多仍然是孔子、《论语》、《道德经》等古代的东西，似乎中国元素只是文化和思想的活化石。西方控制着舆论导向和话语权，我们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话语逻辑与西方世界周旋。鉴于此，我们应该重视国家核心利益的价值观层面，正如2007年12月19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所言：“中国外交既要务实，注重国家利益的物质层面，同时也要务虚，重视国家利益的价值观层面。”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进步都是有精神内涵的行动推动。既然人类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那么中华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需要激发我们民族的思想生产力。我们不能只消费别人的文化和思想，而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我们不能被动地受各种价值观的支配，而应该成为新价值观的提出和引领者。

　　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面向国际交往和思想交流的道德制高点。从世界历史发展看，价值观的竞争，不只是概念之争，而且是谁引领历史发展趋势、谁掌握文化前进方向的话语权、谁占领文化软实力和道德制高点的争夺。谁有了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谁就能够创造出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制度，从而激发出公民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效率。实际上，西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确立，是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思想解放以及新价值观念的确立为前提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性、个性解放……所有这些价值观念，大大点燃了被中世纪黑夜笼罩下的欧洲人的激情，西方世界的首创精神，使欧洲社会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革命性改造。反观中国，由于固守封建制度，政治制度上失去了竞争力，我们在近代无可挽回地落伍了。殊不知，近代以来，我们在制度上缺少创新，恰恰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因循守旧，成了旧的思想文化和传统价值规范的奴隶。封建主义思想的长期渗透，使许多人的头脑被好古守旧、尊重权势、畏惧权威的价值观念所禁锢，失去了怀疑精神、批判意识和精神创造力。在近代，清王朝不仅败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又败在学了西方文化的日本手下，据说当时北洋水师的武器在质量和数量上并不亚于日本，甚至与日本相比还有优势。中国的失败就在于没有先进的社会制度，更缺乏支撑先进社会制度的新思想文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变化，首先就是因为思想解放所带来的体制创新。没有先进的价值观，就不可能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推动中国重新回到国际舞台的中心，更不可能走在世界历史的前列。

　　实际上，当代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即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价值观、人人自由平等的公正价值观以及人民和谐相处、世界和而不同的和谐价值观。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特别是基层民主的尝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突破了人民只限于“投票权”而在工作中缺乏民主权利的西式民主。我们的和谐理念显然也超越了以强权推行自己价值观和攫取民族私利的“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观。可见，我们已经在践行着先进的核心价值观，只是我们还没有很好地向世界表达出来而已。

　　再其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面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世界意义。马克思主义不承认抽象的普世价值，但是从不否认更具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只有更具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才能成为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旗帜，才能提高价值观的国际吸引力和感召力。如果一个国家有了某种在当时似乎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那么对内可以激发社会活力并将其转化为创造历史的民族自豪感，对外可以成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向往的对象，从而提升国家形象和软实力。这种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是对特定时代国民或人类共同关心问题的把握。在这里，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的较量，正如公方彬所认为的，“核心价值观逐渐发展为大国博弈的新支点”，“大国博弈由以政治制度为中心向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迁移，是世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必须注重核心价值的建设，着力拓展核心价值观念的普遍世界历史意义，提升国家的文化竞争力或软实力。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评论指出：“在全球化的今天，不仅物质利益相互依赖，构筑物质利益相互依赖的机制走向一致（例如WTO的建立和协调作用），而且价值观的很多方面也越来越趋同，例如环境保护已成为全球共识，建设环境保护的全球机制也正在进行中。中国也积极回应和接受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并认为环保根本上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就是说，一个国家要培育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就要有就世界或人类共同面临问题创设观念或话语的能力，没有这样的话语创设能力，我们就很难获得国际社会思想论争的话语权。

　　最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面向世界和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反对所谓超历史、超现实的抽象的普适价值，认为任何价值观念的背后都有其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不是价值观念创造历史，而是历史创造了价值观念。所谓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无非是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趋势而已。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就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因而成为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观;封建主义的等级制和血统制的价值观，由于有悖于历史发展的潮流，就必然被历史逐渐淘汰。因此，我们不能把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价值拱手交给资产阶级，而是要把在资产阶级那里被片面化的这些价值，给予历史和社会的澄清，揭露其局限性和虚伪性。我们还必须面向人类社会的理想，面向人类历史发展的未来方向，高举起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谐等价值观念的旗帜，成为民族国家和国际思想认同新的精神源泉。

　　作为一个追求民族复兴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不断培育和践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互相塑造的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孕育并产生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并塑造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社会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强大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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